近十多年以来，每到农历的九月，我都是要跑到谷陇一趟的，今年亦然。因为那里有一个重大的节日——苗族九月芦笙会，那可是贵州比较大的民族民间节日之一。

去那里我没有必要担心食宿之事，苗族人的习俗——来的都是客，那怕你是外乡人，没必要有很大的勇气，你可随意走近任何一家，他们都会以“宾”相待的。更何况我就在这隔壁的临县——老亲老戚还多着呢。不过，作为一个喜爱交友的人，我真的还很少去“认亲”过。只要进入这边镇，很容易就认识很多的人来。节日的内容我关心的不是很多，倒是常被邀请着，走进一家卖狗肉棚子里，二两酒下肚，二昏二昏的才出来。喝到兴致时，主客双方就以这野棚为室，唱起歌来，忘记了自己是在这野棚子里，祝福的对象不知道是卖狗肉的还是为此餐买单的……反正只要大家快乐着，也就行了。

谷陇芦笙会的起源

谷陇芦笙节起源于何时我们真的说不清楚了。查找当地志书，也无结果。不过，从民间百姓口中，倒是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传说。话说，离谷陇不远的岩鹰（Jaot  yaof）寨原来是个苗人寨。明代初，明政府为了“提督屯田，相机剿苗”，于是在黄平县屯军达一万多个人（《黄平县志》载为7130人）。当时多以古驿道两侧为主。后因明政府打通了“一线路”（也就是从湖南经贵州到云南的湘黔古道），明政府不仅稳定了大西南，而东南亚一些小国成了附属国。附属国是要向中央政府进贡的，而东南亚各国来史均以象为主要交通工具，象无法行走在“一线路”的小驿道上，于是开劈了从重安江至镇远的象道。经考证，其象道从平越府（现福泉市）过重安江到谷陇，再过施秉把琴，然后才到镇远。而谷陇、岩鹰就是在这条主干道上。谷陇地为所谓的“深苗区”，没有人守护是不行的。于是就派兵驻守，这一带也就来了军屯，罗英屯、屯上、后哨等地也就是屯军之地。厉氏、王氏、吴氏、潘氏、张氏屯人就守候在这一带。重安长官司建置比较早，它在元宪宗年（1260年）。明永乐十年（1412年），一个叫张佛宝的江南人，因随征有功，被授重安土司吏目，任职十年，殁后由其长子张俊于永乐二十年（1422年）承袭。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传至张国柱后，他将明政府的要求将重安土司迁至了岩鹰，州牧敕令国柱徙岩鹰镇守。

岩鹰汉民来了之后，他们也带来了江南的汉族文化。他们在这里建庙宇，建宗祠。现在到岩鹰你也还能找到庙宇的遗址。从明代起，这里的汉民每年庙会还举办一些活动。比如玩龙灯、舞狮子、踩高翘、扎故事等等。虽说早期民族之间矛盾十分突出，往往还通过战争或械斗来解决。而那些军屯或民屯里的人为了繁衍后代，他们通过战争抢劫苗女，争夺土地。苗民们对这些屯人或土司“惧其虎狼之暴，惟其所欲即便与之，及至田业俱尽，聊生无所，甘愿捐寨而逃，卖妻鬻子，以期少延旦夕之命，而弃沟壑不知几许也。”黄平土司有恃无恐，对苗族人民任意搜刮压榨，征粮派款名目繁多，甚至婚嫁丧葬，生儿育女也勒令庆吊送礼，家庭细微之事，也要勒派苗族男女值班劳动。土司及家属走亲访友，旅游闲逛，也要叫派苗族青年抬轿、牵马送之，任其宰割。如杨雍建在《题为将贪婪署官以肃吏治事》言黄平州按察司经历吴延庚“依蠹役为心腹”、“借署椽而攫金”。此劣员“勒索五里排年见面银六十两”，“点夫红银四十两”，逼民“将五岁女当银五两交蠹吏”，于重安司地方“勒索过山银一百两，私派下轿伞折干银十二两”等。到了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政府“鼓励苗汉通婚”后，这些汉人才逐步与苗民打交道。一些节日活动也让周边的苗民参与了进来。这些汉民与苗族关系从最早的“打老庚”到后来的“结义子”、“拜保爷”，最后到“打亲家”，再之后大部分同化为苗族。

岩鹰是民屯的集散地，作为屯民当然不忘记中原或江南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意思是说祭祀和战争一样，都是国家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庙会是汉族民间宗教及岁时风俗。也是我国集市贸易形式之一，其形成与发展和地庙的宗教活动有关，在寺庙的节日或规定的日期举行，多设在庙内及其附近，故名。到了清代，岩鹰庙会以“迎神赛会”。他们每年的九月都要把神像抬出庙外，到各屯堡寨巡游一番，还将神像抬到了谷陇街道上来巡游，受到了当地苗族人的欢迎。

不过，这也遭到谷陇大寨雷氏苗族人质疑，有人说中国有北京聕（现北京市，苗语叫Beef  Jid  Hed），贵州有平越聕（现福泉市，苗语叫Zeix Wix Hed），苗族有巴蛙聕（现谷陇镇，苗语叫Bat wat Hed），其苗族的“聕”指的是政治中心或民族“领地”。巴蛙聕既然是苗族的领地，就应该以苗族的节日吹芦笙为主，举办芦笙会。雷家大寨等四十八寨当地苗族人为此与岩鹰汉族人争执不休。雷氏族人是典型的苗族人，他们与苗陇龙氏和施秉杨柳塘吴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是亲戚。为了让这里成为苗族人的芦笙会所在地，而不是庙会地，于是趁汉人在农历九月二十七、八这一天抬神像到谷陇祭显灵官、华光大帝。当地的苗族人则招来了苗陇、施秉、凯里等各地的苗族芦笙队来吹芦笙，跳芦笙舞，击铜鼓等来祭祀苗神或祈雨。汉族人认为，祭祀鬼神是严肃的事情，那是不能有苗人吹芦笙，跳芦笙舞，击铜鼓之事参杂的，这会沾污了神灵，所以不高兴。在过后的几年里，苗族人都来到这里吹芦笙，跳芦笙舞，击铜鼓。这样一来，抬神像游巡之后只限在岩鹰的春节期间举行了。而由此，谷陇芦笙会应运而生。谷陇芦笙会通过好多年的努力，终于发展成为黔东南苗族地区最大的节日之一。

雷家大寨——曾经的“千家苗寨”

从芦笙场过谷陇大寨，路程只有一里路。寨前是一湾曲水绕行而过。寨前是一望无垠的田园。古时，雷氏家族就是看上了这一坝纵横阡陌田野才迁至此的。雷氏家族从何而来，我们无法知道，不过，在其祖坟墓地的碑文里略知一斑。一所署名“鼻祖雷巫你墓”墓志说：“先祖从江西迁入贵州，迄今二十多代，五百之多年历史。鼻祖巫你性善贤淑，勤俭持家。系耇江之母。母子一路由麻哈（现麻江）、旁海顺江而至岩门司水刀寨、滚水寨居住，后到大寨定居。”另一墓为“鼻祖雷耇江墓”。从墓志的记录，我们得知，大寨雷氏也和贵州大多数人一样——五百年前从江西来的。至于说是“屯军”或是“填民”就不得而知了。他们的先祖从江西来了之后，先定居麻哈（现麻江），然后，顺着清水江（麻江段称龙头河）而下，到了岩门司的水刀寨、滚水寨居住。最后才到大雷定居。而从岩门司来时，好像没有了祖公，是其祖太“巫你”带着其儿子“江”到大寨居住的。母子二人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在这一方土地，开山劈土，发挥了传统版“大寨”精神，硬是将这一荒凉之地变成了肥田沃土。而这个来自于“乡野之门”的人，不知道是和谁在战而“屡战屡胜”，并“功勋赫赫”。由于“江”的努力，手中的粮食宽裕，他娶了吴氏，之后繁衍子孙，到清咸同年间的250多年里，雷氏家族发展到1100户有奇，分布在大寨附近十余个寨子里，人称雷氏为“千家寨”了。从耇江迁大寨至今历400多年，后代均采用苗习惯制之“子父连名”，已繁衍子孙近三十代。

大寨也是一个英雄的村寨。清咸同年间的苗族人民起义，大寨人参加的人不少。所以，当席宝田带着清廷“务绝根株”的诏令来灭时，大寨没有幸免于难。1869年3月，湘军攻占镇远府、卫二城后。4月又连施秉（偏桥）县城。5月1日和2日，由黄润昌、荣维善、邓子垣等率领的湘军1．8万余人占领苗军重要据点白洗寨（施秉南10余公里。白洗原名叫“叫寨洞寨”，就因为“三光政策”的实施后，取其名为“白洗”）和瓮谷陇（黄平东南20余公里）。进入雷家大寨时，有地方官员提醒，说大寨雷氏原为中原汉人，不可采取“连营焚毁”，可也因有人参加了义军，其寨子也毁灭了，所有房舍三有其一。清兵屠杀苗民数千人，让大寨前的这条小溪成了血河。见清兵来势凶恶，有的人立即扶老携幼，跑到离村子只有三里的教岛洞躲藏。清兵哪能放过，他们用火烟加硫磺撒，并加用风簸助风。至火熄烟消时，清军四路涌入洞中，见5000多人为火烟熏死。那些曾鲜活的生命牺牲后，“立者、坐者持械如生，行列不乱”。教岛洞成了苗族人火化合葬墓。1951年，费孝通先生率领中央民族访问团到贵州对各民族进行访问，费孝通先生亲自到谷陇大寨了解清王朝镇压苗族人民的血泪史，他在《勤劳的苗家，悠久的历史》一文中用了文字发表了清政府镇压黄平苗族人民的历史。

此后，苗民纷纷逃离家园，四处迁徙。大寨雷姓苗族迁徙到施秉、镇远、石阡、三穗、瓮安，远的去了黔西南安龙、兴仁、镇宁等二十多个县。“千家寨”成了空寨。不过，好有好报，坏有坏报。这些个湘军认为“功在指顾”，“若舍之而去，则驿路仍被梗阻，计不如乘胜追之。”（《贵州通志》前事志三十四，第49页）他们去了黄飘。他们得到了一万八千人全军毁灭的“回报”。

历史，是在改变中不断前行的。因此，当我们翻开历史的两页，发现内容竟是如此相同，我们会感叹，会惊讶，一些宿命论等等油然而生。灭绝性的战争弹指之间一百多年过去了，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他就是那么一瞬间的事情。如今，大寨苗族近八百户，人口近四千。我们当然不去非要奏齐“千家寨”的数，我们只说，孤寂的历史往往注满着悲壮，而这悲壮往往孕育着辉煌，苍穹庐下的苗族人是灭不绝的，他们会用拼搏雕塑生命，用意志浇铸成坚固的民族脊梁。

小桥、流水、人家

大寨，苗语叫丢嘎，也就是长有祸蚂菜的地方（待考）。汉语所言之大寨可能是因为户数多，人口多而得名。你进大寨，首先要过的是一条潺潺溪水，小溪自东向西流向。时令虽已进了深秋了，可这小溪也还是那么荡漾着。一座小桥横跨小溪之上。桥叫“雷家桥”，它是雷氏进入大寨居住时就已建有。现在的桥是1989年由雷氏家族集资和国家拔款兴建的。桥头的碑文说明了这一点。桥对于我们苗族来说，它不仅只是为了方便通行，它还有着十分重要的功效。苗族人认为，桥有桥神，在苗族宗教观念中，它就相当于汉族中的"送子娘娘"或“送子观音”。桥不但是送子娘娘，而且还保佑孩子健康成长。每年的二月二，苗族家家户户都祭桥。雷家桥算得上是雷氏族人最早的子孙桥，他们不论走到哪里，他们都不会忘记这座桥。大寨的雷氏宗族人除了每年二月二要祭拜外，他们还每隔几年都要共同大祭一次，请来自全省各地的外迁族人回来，杀猪宰羊举办祭桥仪式，场面十分隆重。举行祭祀后，全族人欢聚一堂，吃团圆饭，饮自酿酒，缅怀祖先，相互祝福，以此增进互助友爱，团结和睦，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大多数情况下，桥也成了维护族内团结的象征。

桥头长着三棵古柏树，有一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已干枯。不过作为神树，也没有人去动它。古树下还放有石板，以及石凳和水泥制的棋盘。这里是供人休息和纳凉之场所，同时也是子孙幽灵（苗族叫嘎秀纠单，苗族人认为，当人没有出生之前，他还是幽灵，他要在桥头的这些地方游荡，只有当他看中了某一户人家后，才去投胎，出生之后才成为真正的人）常来玩耍的地方。也可以说，人神之间在这里相处得十分的和谐。

大寨依山而建，前面是空旷的田野，由于水源很好，有的田还闪耀着波光，田的中央还搭建着鱼棚，可以看出——稻田是养着鱼的。后面是起伏不继的山峦，自东向西而来，连绵不继直达大寨。有人说，这是条真正的好龙脉，大寨就坐在这龙头上。加上左右环山之相拥，所以这里不仅出俊杰，还出美女。这是阴阳学研究的事，我不知道。但是，这里美女确出了不少。著名苗族歌手阿幼朵就出生在这里。阿幼朵从一个民间艺人一步一步的走了出来，凭着一副好的嗓子，一张漂亮的脸蛋，上贵阳，去北京，还出访北美、欧洲、东南亚等十多个国家地区演出。把歌唱到了北京，唱到了维也纳金色大厅。受到媒体和广大观众、听众的关注与好评。

要说这唱苗歌的在大寨那可不是阿幼朵这样一个人，你进寨子里走一走就不难发现，会唱苗族传统歌曲的人多着呢。阿幼朵的母亲是国家级文化传承人，在她的家里，每天都聚集着很多的小孩，她们也希望自己和阿幼朵一样，用最美丽的歌展示给观众。有一大批的大女孩们已考进了艺术方面的学校。有的人毕业了，在一些还成独当一面的主角儿。现在，好多村寨的年轻人都不太唱传统苗歌了，而大寨人依然固守着传统。当进村子里时，你总能听到成堆听传唱苗歌的小姑娘。

大寨村的住房布局独特，除一条稍大的路环寨而行外，里面的小巷子纵横交错。而且显得十分的整齐，好似前人有意规划了的。受传统武陵文化的影响，这里的房屋的木楼，它们或五柱二瓜或五柱四瓜，一般为四列三间，和五列四间（四间者有一间为配的龙廒）。有的主房前还建有小楼子——上人住，下圈猪牛羊。告沙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他家住的房子是其祖父于“巴角”（苗反）过后修的，现在已一百七十多年了。我在八十年代到过，那时的大寨全是这种木楼，现在少了。举眼望去，那些木楼掩盖在新修的高高矮矮砖楼里，民族特色的村寨已不复存在。我在寨子寻了半天，才从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一栋古木房。房屋四间，两层，前置走廊。后房的横木枋上书着：“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三个大标语。其板壁下还书写有毛泽东主席的语录。均是土红作底，石炭书写的白字。这可是文物级别的老房屋，文革文物也是文物，应该保护。

大寨有笙也有鼓

苗族赶节，除了看芦笙外，还要有鼓，所以苗族无论去什么地方看节日都要说“去看笙看鼓”或“去跳笙踏鼓”。正因为如此，一般大点村落一般都有笙有鼓。黄平施秉支系苗族所说的鼓是铜鼓而不是木鼓。所以，在施秉杨柳塘一带，咸同苗族起义之前，每村都有铜鼓，一旦义军出发，都要鸣鼓号令。1872年，苗族起义失败后，人们只有将杨柳塘二十八寨铜鼓集中销毁了，现在只留下“巴略”一词。大寨也一样，在那一时期，鼓也消失了，民国时期又得以恢复。但解放后，铜鼓还击过几年，到“文革”时期，其铜鼓不知去向。前些年，大寨有几个老人采用了集资的方式，重新打制了铜鼓。现在，这门鼓赶了不少的苗族芦笙节会。中国社科院的石茂明博士和我于2011年到访大寨，当他看到这里几个老人在击铜鼓时，产生过疑问，以为是“引进”的乐器，后经过解释后，他才了解。并对我说，施秉和黄平这一带应将铜鼓这一文化逐步恢复起来，芦笙会才能完整。

大寨鼓点是这样的：咚喔咚！咚喔咚！——嘟咚嘟咚咚啊咚！嘟咚嘟咚咚啊咚！咚咚嘟嘟咚！咚咚嘟嘟咚！咚咚嘟嘟咚！其鼓点十分低沉。

其词直译是：鼓啊鼓！鼓啊鼓！九钱九两买你来！你从哪里来？你从哪里来？我从见打呼角来！

其意译是：鼓呀鼓，我用了九两的银子购你来，问你从哪里？我从长满蚕茧的地方来。

我们不知道这是顺口说出，还是说这铜鼓真的从有丝绸的地方来。有丝绸的地方，是江南——苏杭一带，也就是苗族所说的东方故土。苗族传说故事说，很久以前，人们从遥远的江南来，开先道的总是吹芦笙和击鼓在前走，每当芦笙和铜鼓在哪里停留下来后，人们就到哪里居住。那时吹芦笙、击铜鼓、跳芦笙、踩鼓是有规矩的。即吹笙九曲，击九下，走动九步，重复九步，表示八十一兄弟，八十一个族人，走了八十一个岭，爬了八十一座山，住了八十一个寨子。后来，苗族不管走到哪里，只要寨子建好后，都是要起芦笙堂、建铜鼓地。

大寨有铜鼓，他的击鼓方式不同，其故事也有大寨的说法。说是清咸同年间苗民举行起义，义军中有个叫吴耶的女将军，她很看得起其部下告孋——此君有勇有谋，就是没有爱人。吴耶想要娶告孋为夫。这种“倒挿门”的事情在苗族社会很少。可吴耶是个将军，告孋不得不听。办喜事那天，人们抬来了铜鼓，可鼓心没有，击打起来不仅不好听，也不响，仔细一看，原来鼓心掉到了。吴耶是个会腾云驾雾的人，她知道那鼓心掉在批娜（余庆），于是，她以播箕作翅膀，很快飞到了余庆，将鼓心取了回来。告孋口含一口酒，对着铜鼓心一喷，将鼓心一粘进去，一面好鼓成了。于是吴耶对大家说，现在你们不走九步了，就按六步来走看看。果然人们按照吴耶的步伐来踩鼓，鼓点果然没有以前的那种低沉，而是更奔放了。现在大寨人就是采用六步法来击鼓。也就是：咚！咚！咚咚咚踏！咚！咚！咚咚咚踏！……如此反复。

节日，是人们走亲访友，交流情感的好机会。同时，也是展示美丽、智慧和财富的好时机。八十年代，传统的民族文化才得到初步的恢复，经济并不发展，人民并不富裕，所以到芦笙场上的个人展示十分有限，整个芦笙场没有几个戴银饰的。现在不同了，谷陇人总希望等到这一天，把自己的打扮得分外美丽。你看那鲜艳游行的队伍，足以让你眼光缭乱。大有“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那种壮观的场面。女人们的衣物也总是那么“与时俱进”，展示美感的各种苗族服饰可谓百花齐放，没有了以前的那种单一和保守。一个来自黔西南的苗族同胞说，谷陇苗族姑娘在穿着方面可谓引领未来，独领风骚。这评价让我感到欣慰的同时，也有几分的忧虑。我想，如果我们的服饰一旦消失了自己的民族特色，那将可能是一种灾难。就如现在的消失的“游方”——谈恋爱一样，那种浪漫，那种含蓄，那种以歌会友的场面不复存在，赶会赶节还有什么意思呢。

文化传承很重要，谷陇人似乎认识了这一点，他们在芦笙场地的中心设起了表演台，让会舞姿，能歌唱者登台献艺。高兴时，他们还举办民族服饰、才艺展示。活动的内容也增加了不少，除了传统的吹笙、斗牛、赛马、斗鸟、蓝球外，苗族古歌、大歌、情歌、板凳舞，以及现代的苗歌等等，一并展示，兼包并容。虽说“有违节制”，但至少让我们看到了民族文化发展有一线希望。

 苗族是一个快乐的民族，但愿这个民族用自己的民族脊梁，支撑一片蓝天，筑起一个快乐的梦，永远的快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