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透视贵州高原的“寨子文明”：土著观点与他者视角的观照

原文地址：透视贵州高原的“寨子文明”：土著观点与他者视角的观照作者：潘年英

很高兴有机会来到贵州师范学院和同学们作一个学术的交流。交流的内容是关于我最近几年的田野考察经验和思考。最近几年我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关于贵州的“寨子文明”的。作为一个研究的初级成果，就是这本刚刚出版的书名叫《远在天边的寨子》的书。这本书本来应该送给在座的各位人手一本的，但书太贵了，320块一本，送不了那么多，我就送给贵校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1本，可供同学们有时间的时候翻翻，看看。（有同学大声问：图书馆呢？）好，图书馆也送一本。

一、“寨子文明”的图像叙事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些贵州寨子的图片，首先让大家从感性上对贵州的寨子有个基本的认识。这个是巴拉河苗寨，这寨子是在黔东南的台江县，刚才有些老师说他们曾去过这寨子，大家看这个巴拉河的寨子只有两栋房子，这当然不是这个寨子的全部，这只是寨子的一角。我们通过这一角，可以看到这寨子的生态环境是何等的美丽，何等的令人羡慕。门前小桥流水，屋后青山绵延，空气质量绝对好得一塌糊涂。这是其中的一个镜头——生活的镜头——你们看，一个老人在河滩上晒被子。这说明什么？说明河滩很干净。这寨子的确很干净。因为是在清水江边，这寨子几乎看不到什么垃圾。这本书共选了一百个寨子。一百个寨子只是我调查的全部寨子的很小的一部分。我调查的寨子非常多，可以说不计其数。这里选出一百个寨子来介绍，介绍的图片也非常有限，作为图书，一个寨子大概最终只选了一到两幅照片。但是我原稿的图片要多一点，在这本书的原稿中，我为每个寨子预备了大约3到4幅图片。有些寨子预备了10多幅图片。但最终印刷下来，只有这么一两幅。不是照片不好，而是篇幅有限，没办法。这个叫什么大家知道么？有人知道，对，叫鱼鹰。鱼鹰现在的处境非常困难，为什么？（同学：没鱼了！）对，没鱼了，巴拉河现在还有那么多鱼鹰，说明了什么？（同学：说明还有鱼。）对，说明还有鱼。也在某种意义上间接说明这条河流的生态还是保持得比较好的。前几天我在中央电视台看了一个记录片，讲桂林的鱼鹰，原来桂林的漓江有很多鱼，渔民靠鱼鹰维持生活，但现在桂林的漓江已经没有鱼了，没有鱼，鱼鹰就没有用了，怎么办？渔民们就要把鱼鹰拿去杀死，杀死鱼鹰的时候他们是非常悲痛的，因为鱼鹰跟了他们一辈子，是很有感情的，他们一直把鱼鹰看成神，但现在却要被迫把鱼鹰杀掉，他们很不忍心，所以，杀死鱼鹰的方法就是先用酒把鱼鹰灌醉，然后直接把鱼鹰埋掉。我看到那个纪录片的时候，我也很难过，我也跟着流了不少泪水。那么我们看到的巴拉河的这些鱼鹰还是很幸福，因为他们还有生活的资源。巴拉河苗寨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寨子，我建议有机会大家都去看一下。
    我们再看另一个寨子，还是苗寨。这寨子叫岜沙，这个寨子就很有名了。在贵州从江县。这是我20年前拍的一张照片，当时的岜沙还没有被开发为旅游景点，这个路全部都是泥巴路，现在这个场景已经没有了，现在的岜沙修通了一条柏油路，寨子内的所有道路也都硬化了，全部铺上了青石板。现在的岜沙是这个样子。这个寨子我要特别介绍一下。我为什么要特别介绍一下这个岜沙苗寨呢？因为这个寨子从一个原始的村寨到现代旅游景点的转化，仅仅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而这种转化的过程和结果，特别能说明我们今天要谈论的话题，就是“土著的观点和他者的视角”。换句话说，岜沙今天的模样，完全是当地土著（苗族本土）与他者（地方政府）合谋，共同打造出来的一个现代旅游村寨，是一种文化自觉的结果。在从江县，像这样的寨子还有不少，岜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而已，所以岜沙特别具有典型意义。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从江县有很多民族村寨面临着传统文化基本上中断的危机，因为当时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不是文化，而是经济。换句话说，当时面临的形势，主要是生存问题，而不是发展问题，更确切地说，当时最大的任务，就是要解决温饱。所以，当时很多民族村寨在政府的号召下，把原始森林砍了，大量种植椪柑。后来，当大家把温饱问题解决了之后，又突然发现，经济的发展其实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如何有效地保护传统的文化。于是大家又开始重新思考如何既发展经济，又保存传统的文化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今日岜沙的格局，正是在这样一种观念指导下被重新塑造起来的。我第一次认识岜沙是1983年的冬天，那时候我还是个在校的大学生，我们几个学生为了写毕业论文跟这一个老师到从江采风，我们路过岜沙。那时候的岜沙村寨周围全被密林包围，当然岜沙现在也还保留有蛮多树林，但说实话，现在的树林根本没法跟那时候相比。那时候我们根本不会注意密林之中还有一个那么漂亮的寨子。后来去过很多次也没有注意到。有一年我和从江县县志办的一个朋友在岜沙呆了好几天，当时那个状况和现在根本不一样，那时候的岜沙人对拍照完全没有概念，你给他拍照，他很自然地让你拍。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拍照要钱了，这个很讨厌，他伸手要钱也有他的道理，你不想给也有你的道理，至于问题这个怎么解决才好，我们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大家看这幅图片，这是现在的岜沙，已经被开发出来了。大家对比一下这幅图，这是20多年前拍摄的，那时候这些路是泥土的，现在这个路全部是青石板了。这片森林倒是被保护下来了，但这个芦笙坪已经被开发了，这个漂亮的姑娘是专门请来做表演的，表演的是做新娘。（同学：新娘？）对，这个是当地的一项表演活动，是专门表演给游客看的，“新娘”的确很漂亮，但天天当“新娘”，表情就不那么真实自然了。这个孩子现在长大了，也很著名了，他就是当地赫赫有名的明星人物滚元亮的儿子。前段时间这个孩子生病，生的是白血病，媒体就为这个孩子大力宣传，在社会上广泛开展募捐活动，吵得很热。前几天我在黎平乡下的时候，有个深圳网友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看电视，如果能看的话，就打开电视，调到四川卫视台，当时正在播出一档节目，就是讲滚月亮的儿子怎么生病，又怎么治病，又怎么得到社会各界支持的。大家想想看，如果岜沙没有被开发出来作为旅游景点，滚元亮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有名，如果滚元亮没有那么大的名气，媒体会不会对他儿子的生病有如此大的关注？所以这个事情很值得我们思索，也值得我们探究。这是一个传统社会与当代社会相遇的故事，很具有典型性，值得我们去做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我前几天刚去
过岜沙，也见到了这孩子，现在他在家养病，他家里也有电脑网线可以上网，他天天在家里上网。滚元亮就开了一家家庭旅馆，我就住在他家里。这个是岜沙苗寨的一角，是前几天刚拍摄到的照片，大家看，就是这几张照片，我前几天拿到黎平一个还很原始的侗族村寨播放的时候，当地人居然感叹说，天哪！想不到现在还有这么落后的地方啊！他们说的落后，就指的是这些低矮的木楼，现在很多游客主张要保留这些木楼，而当地的政府却认为这些木楼太破旧了，会影响到外地人对岜沙的正面评价，所以要彻底改造和更新。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些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利益集团的不同诉求。那么，这些木楼到底是应该继续保留，还是应该彻底改造更新，我请大家也思考一下。（同学：应该保留！同学：应该修新的！）

嗯，看来大家的意见也不统一。很多游客是不主张给他们修新房子的，说要保持原生态文化。但也有一些游客认为，发展权是属于所有人的，不能只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而让另外一部分人永远停留在“被看”的阶段。这个我们先按下不表，等会我再谈我的观点。

大家看这幅图，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表情，就是游客和一个土著人之间的对话，作为一个土著人，你们看他的表情是皱着眉头的，他很不情愿被你拍照，因为你干扰了他的生活，所以他们的表情是厌恶的，甚至憎恨的。但其实，岜沙人并不厌恶游客对他们的拍摄，他们厌恶的是游客不给钱的偷拍行为。我刚才说了，早些时候，岜沙人对游客的拍摄也是不要钱的，但因为有一些游客在给他们拍摄的过程中，出于良心上的不安，自觉自愿地给了他们一些钱，于是，他们就知道，原来为游客出卖肖像权，也是可以有报酬的，于是，这个共识就这样形成了，所以说，岜沙人对游客的拍摄伸手要钱这个习惯就是这样被慢慢培养起来的。我刚才讲20年前我去岜沙的时候根本不是这个样子，那时候拍照不仅不要钱，而且他们还会非常热情地请你到他家去吃饭。这个变化是很大了。我们到底要怎样来认识这个问题，大家不妨也做一番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大家看这幅图，这个寨子也是一个典型的苗寨，叫摆贝苗寨，是榕江县兴华乡下属的一个寨子，它建在山腰上。有个传说，日本人打到山脚下，因为上山的路全是黄泥，泥巴深，路烂，滑，日本人上不来，所以村民幸免于难。这当然只是个传说。但我觉得也未必不是真的。因为当年的日本人是打到了贵州的独山、丹寨和三都的，而从兴华乡下去不远就属于三都县了。这是那年下雪天我拍了一张摆贝照片，他们在过节，这个节叫“藏鼓节”，节日的内容就是把藏在山洞里的祖鼓请出来，苗族认为，鼓里有祖先的魂，所以，把祖鼓请出来，其实是把祖鼓里的祖先的魂请出来，跟活着的人们一起跳舞唱歌，其实就是一次祭祀祖先的活动，祭祖完毕后要把鼓重新藏起来，所以叫“藏鼓节”。不过苗族的语法跟汉语是颠倒的，所以被叫成了“鼓藏节”。现在有不少学者写成“牯脏节”，其实是个天大的误会。因为他们误认为这个节日是以苗家人吃牛肉内脏为标志的，所以写作“牯脏节”或“鼓脏节”，都错了。这张图片是我在摆贝“鼓藏节”上拍摄到的一张照片，大家看，他们的服饰是多么的绚丽灿烂，全部是刺绣，太漂亮了，是吧？这种服饰很值钱，现在就是我们内地找熟人买都要五万多块钱一套。我们学校的一个教授，曾经去到贵州苗寨旅游，回去后他对我说，你们贵州实在太穷了，我问你怎么看出贵州穷？他说你们贵州人住的到现在都还是木房子，我们湖南是很难得看到这样的情景了。我问他你家里最贵的衣服多少钱？他说两千块，我说你知道那些住在木楼里的人穿的衣服是多少钱一套吗？他说不知道。我告诉他，像这样的一套衣服，还不包括银饰，在内地的价格是5万人民币，在台湾的价格是20万人民币他一下子就傻眼了。

    二、“寨子文明”的历史建构过程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介绍这些寨子的基本情况了，因为如果要详细的介绍，每个村寨至少可以讲上一两天的时间，这显然是不允许的。

通过上述“寨子文明”的影像叙事，我们对贵州高原的“寨子”文化与文明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一步从理性上来探讨一下贵州高原“寨子文明”的历史建构过程。通俗地讲，就是这些寨子是怎么来的？我们随便找出一个寨子来分析吧，比如这个，包交苗寨。这是台江县南宫乡下属的一个苗寨，位于雷公山东麓，跟雷山县的方详乡交界。我当时就是从方详乡翻山越岭步行走到包交去的。你们看，这寨子全部是黑瓦，清一色的木楼，还几乎看不到什么明显的现代文明特征。我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是在2006年的夏天，那时候手机已经基本普及了，但这个寨子还没有被电信网络覆盖，我的手机到这里是没有信号的，打不通。从这个寨子的外貌特征我们就可以直观看到，这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文明社区，其社区内的居民以农业的生产和经营为生。像这样的寨子，户数一般都控制在300户左右，为什么是这个规模呢？这是由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决定的。所谓特殊的地理环境，就是像贵州高原这样的地方，一个寨子的规模大小，通常是由养活一个寨子人口的基本土地来决定的，贵州本身属于高原地形地貌，山高谷深，溪流纵横，地形切割强烈，不适宜大规模的农业经营，所以一般情况下，一个寨子的规模不可能发展很大，大了就会出现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人与土地不能平衡发展，人多地少，粮食不够吃的问题。所以寨子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就会自行分家，由一部分祖先带着族人另外选择新的地方建立寨子。而所谓的历史条件，就是贵州高原上的“寨子”，一般都是在明代以后才基本固定下来的，之前多半处于游耕状态，寨子的寨址并不固定。明代之前，贵州多属“化外之地”，很多地方没有纳入中央王朝的控制版图，本土居民多受土司辖制，地方割据色彩浓烈，族群间的争战和纠纷不断，寨子的发展很受影响，尤其是像黔东南这样的以农业经营为主的木楼村寨，很难得有持续的发展，所以不大能见到有久远的历史文化的物质遗存。即便是明清两朝之后，历代统治者对少数民族人口进行了一统制的户籍管理，“寨子”的发展有所增强，但依然受制于农耕基础，难有根本的改变，尤其是像黔东南这样的木楼村寨，常常经不住火灾的毁灭性打击，其规模和文明也难有持续稳定的发展。所以，一个“寨子”的形成，跟地理环境相关，也跟历史条件相关。具体来讲，贵州高原的“寨子”的历史建构过程，主要跟一下几个方面相关：

1、与族群认同相关：“寨子”是历史的风云际会的结果，更是族群“聚族而居”的结果。所以寨子不仅是历史的建构，同时也是族群的建构。今天我们看到的“寨子”，基本上是以族群的“聚族而居”面貌呈现的，只有极少数的“寨子”体现了族群的融合。

2、与信仰认同相关：具有相同信仰的族群，在“寨子文明”的建构上，通常也表现出具有相同的文化符号，如侗族的鼓楼、风雨桥，苗族的芦笙堂和美人靠等等。

3、与生存空间认同相关：民间俗谚云：“瑶开山，苗来坐，侗家撵苗侗家坐。”这里包含着贵州“寨子文明”历史建构过程中各族群对于生存空间的认同问题。一般来说，苗瑶语族比较认同在高山建立村寨，而壮侗语族则喜欢选择在溪谷间居住。

4、与族群的审美认同相关：苗族的“美人靠”，侗族的鼓楼风雨桥，水族的依山傍水，瑶族的高山游耕……民间还有诸如“苗家的舞，侗家的歌，水家的铜锣”等说法，每一个村寨的格局，都与民族的审美认同相关。

5、与地域认同相关：不同地域的寨子的结构差异很大。如布依族的石板寨，苗族、侗族的木楼，都跟一定地域的物质文化认同相关。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建构“寨子文明”的第一个文化要素是土地，包括可耕地和林地，河流，水源等；第二个呢，是人口，而且是适当的人口。为什么是适当的人口呢？这个说起来就复杂了，我们刚才分析到了人口发展规模与土地协调利用的关系，这其实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还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比如寨子大了不行，小了也不行，太小的寨子，就不能在族群竞争环境中求得生存，同时也不利于族群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所以有些寨子就发明了一种“适度人口”理论，比如从江县的占里村，这个侗族寨子因为在数百年前就自觉控制人口，创造了人口零增长的奇迹，从而被众多媒体广为宣传，现在基本上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我相信大家对这寨子的名字应该有所耳闻吧，听说过吗？（同学：听说过。）好，适度的土地，适度的人口，适度的寨子规模，这就构成我们贵州高原“寨子文明”的一些最基本的规模和格局。

但这还只是建构一个“寨子文明”的基本“硬件”，而真正要完成一个“寨子文明”的历史建构过程，还必须有很多的“软件”，这些“软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精神文化部分。用今天比较时髦的学术术语来讲，就是各种不同的“地方性知识”。为了让大家对这种“地方性知识”有更加直观的认识，我们不妨还是继续来看这样几张图片。看，这个寨子叫归双，是一个很传统的侗族寨子，属黎平县水口乡。我刚从那里过来，前几天我正是在那里接到你们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龙宇晓院长的电话，他在电话里邀请我来给你们做一个讲座，我开始没答应，但想了几天，答应了，我说，好，可以，我就来讲讲归双村的侗族文化。归双村是目前我见到过的侗族传统文化保持得最完整的一个寨子。这些是我刚刚拍回来的照片，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鼓楼，有木楼，还有这些人，你们看这些人的表情，就跟我20年前在岜沙见到过的那些表情完全一样，他们对照相不理解，很茫然，但他们从不拒绝你拍摄，我告诉他们我要给他们照相，他们就一边用侗语问“照来干什么？”，一边很积极地配合你拍照。这里的人绝大多数不能说汉语，少数会说的也说得不好，不能像用侗语那样做顺畅的表达。生活各方面都非常的传统。我给他们拍照，虽然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要拍照，但没有一个人表示拒绝，更没有人跟我伸手要钱，你们看，他们的生活非常悠闲。归双村共有3个自然寨，13个村民小组，这个村子有“三最”，“上门郎”最多，独子户、无子户、独女户、双女户最多，和谐家庭最多。全村共441户，1926人，其中独生子女户就有14户，双女结扎户39户，计生“两户”倒插门女婿共有11户。“倒插门”就是“上门郎”。“上门郎”别处也有，但属于个别现象，在这里却很普遍，而且不是现在才有的一种文化现象，而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文明传统。我对这个现象很好奇，就两次去到这个村寨走访。去年夏天我去了一次，前几天又去了一次。我对这个寨子的印象非常的好。那个地方的人很质朴，文化很传统，生活很悠闲，他们对现代物质文明的欲望非常非常低。如果仅仅从表面上看，他们的生活可以说非常的贫困。但是，我告诉你们，这里的人每天都吃四餐，早上一起床，就吃早餐，他们叫“吃油茶”，其实是吃一种有肉的“汤泡饭”，中午12点吃中餐，他们叫正餐，下午四五点钟又吃一道油茶，到晚上九十点钟吃晚饭。说实话，我在别的地方经常挨饿，因为大多数乡村一般都只吃两餐，早
餐基本上都是没有的，只有中餐和晚餐。但在归双，连最穷的人家，也是吃的四餐。你们看，这些木房子，多么的富有历史文化的内涵啊，但当地政府已经把它们定义为危房，要准备拆掉了。我跟水口镇的赵镇长说，这个啊，还是应该有所保留，赵镇长说，嗯，我们再看看吧。（同学：这个村子有村支书么？）有的，是有村支书的。我那几天就一直住在村支书家。而且，他们村是通公路的，是2007年修通的，但路面很差，而且中间要经过几处河流，一般小车根本走不了。我是坐面的进去的。那么你们看，他们的房子其实都是蛮大的。就是说，这里的人，吃和住，都是没问题的。行也没问题。所以在他们的一个家庭中，如果没有天灾人祸，没有人生病，没有人在外面求学，那么，他们的生活其实是过得非常安逸自在的。你们看这些人的那么表情，他们的那么悠闲自在，是别处的人没法比的。这个寨子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幸福指数很高。为什么高呢？第一，衣食无忧；第二，家庭和睦；第三，生活悠闲，没有压力。这里我要特别讲一下他们的家庭观念，归双人只要结了婚，一般是不离婚的，即便因为各种原因没能生小孩，他们也不离婚，女人都会死心塌地跟定自己的男人，男人也不会因为女人的缺点而有所抱怨和嫌弃，我在这里好几天，从未见到有家庭发生争吵，尤其是家庭中的女人，我从未见到他们生气过，她们非常的勤劳，几乎一天到晚都在劳作，但干活的时候，并不是愁眉苦脸的，而是有说有笑，高高兴兴的，而且，她们还十分爱美，我给她们照相的时候，她们通常都会停下手中的活路，梳妆打扮一番，再让我拍摄个够。说实话，归双村的妇女，长得漂亮好看的很多，当然这里长得英武帅气的小伙也很多，我觉得这跟他们的生活质量高以及他们平时保持的良好心态有很大的关系。我前面说过了，这里的上门女婿很多，我开始很不理解，后来了解下来，发现上门女婿多的根本原因，就是无论从哪方面讲，当上门郎都非常的“划算”。为什么“划算”呢？第一，上门女婿不仅可以直接继承女方家全部财产，而且父母还有田土赠送，以作为其“陪嫁”的礼物；第二，男方上门后跟女方所生的小孩，姓氏随男方；第三，因为上门郎一般都在本村，男方随时可以回家看望父母，没有丝毫损失……这样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啊！所以我跟他们开玩笑说，要我生在这村子，我也愿意上门。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这里的上门郎多，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新现象，而是古已有之的文化传统。为什么会古已有之呢？那么追溯起来，我们就发现，上门郎解决的是一个人口发展的大问题，也就是说，上门郎现象的普遍存在（当地把上门郎称为“嫁男人”）最终解决的还是人口的适度发展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寨子已经历数百年的发展了，其规模依然只是一个中等水平，这也就是他们从生活中总结出来的一种“适度人口”理论，这种理论，也就是一种典型的“地方性知识”。我曾问过很多归双村的“独女户”、“双女户”和“无子户”的家长，为什么不再想生孩子了？人老了以后养老怎么办？他们的回答让我感到很惊讶，他们说，有孩子也好，没孩子也好，关键的还是两个人感情好才好……就是说，与一种遥远的虚拟的未来幸福生活相比，他们更重视享受当下的快乐人生。所以你们看他们脸上的那种表情，是如此的从容和淡定，这是我们在别处很少看到的。简而言之，归双村是一个相当富足的传统的农业社会，这个社会的秩序是靠他们在生活中不断积累起来的一种“地方性知识”来维护的，而这种“地方性知识”，正是一个“寨子文明”建构的“软件”部分，是有着完全的“独创性”和“知识产权”的。

在贵州，像归双这样有着非常独到的文化与文明的寨子是很多的。所以我说，贵州的每一个寨子实际上都是一个王国，一个具有独立的文化品格的王国。当然也有人不一定认同我的观点。很多人没能从这些寨子中看到文化的奥秘，却看到了所谓的“贫穷”和“落后”。不错，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寨子还真是“贫穷”和“落后”的。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结论可能就大不一样了。我去归双的时候，我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就好像走在一条时光隧道里，是往回走的，但这种回去，不是回到万恶的旧社会，更不是回到石器时代，而是回到一种幸福的起点。我是开车去的，先是走的厦蓉高速，然后到水口出口下，那也是目前厦蓉高速贵州段的终点站，再往前就没有高速路了。然后，我又从水口镇换车进去，走18公里的烂路，就到了归双村。一到归双，我看到的就全是这种古旧的木楼和这种淳朴的笑容，就感觉那种传统与现代的反差太强烈了，就感觉时间真是在往回走，走到一千多年以前的社会。你们看，除了农忙时节，这里的人几乎都这么整天地坐着，他们坐在那里干什么？没干什么，就是在那里悠闲地坐着，类似于当代的小资们所追求的那种境界，发呆。不错，从物质财富上讲，他们的确还相当的贫困。如果用经济学家们的眼光去衡量他们的GDP总值，那么他们的GDP就非常的低。因为经济学家们有一张表，他们会按照那表上的问题问你，你有冰箱么？没有，零！你有电视机么？，没有，零！你有手机么？没有，零！所以最终统计出来的数据，这里的GDP数字几乎为零。但是这里的人每天吃四餐啊！而且餐餐有肉。而这里的人们每天呼吸着世界上最优质的空气，喝着世界上干甜洁净的水，唱着世界上最动人的歌谣，人人衣食无忧，个个饱食终日，门窗从来不上锁，也不担心被盗，家家有爱，户户和睦，离婚率为零……这样的生活指数又如何来计算呢？你们看，这个老太太，她跟我素不相识，那天，我给她拍照，她就叫我去她家吃油茶，我还真去了，她很热情，其实她家并不富裕，她丈夫已经去世了，她跟自己的小儿子过，儿子和儿媳都在外面打工，她在家带这孙孙，孙孙去上学去了，她就一个人在家，现在大家都对这样的留守老人深感担忧，说实话，我也很担忧，但是，我从这位老太太的脸上，却看不到她对生活有丝毫的抱怨和有忧愁。你们想想，她为什么对自己眼下的生活没有抱怨，而对未来的日子没有忧虑？因为她压根儿就没有欲望，或者说，她把自己的欲望压低到了最低的限度，所以她就像你们常说的，给她点阳光，她就灿烂了。
  这张照片拍的也是一个老人劳动的情景。地点在黎平的黄冈村。时间是2009年。黄冈现在是作为黎平的一个民族旅游的重点村寨来开发了。但还好，开发的力度并不是很大，所以原生态的文化景观还大量保存着。我张图，老人的穿着完全是传统的。你们看，她那么大年纪了，80多岁了，还去坡上劳动，挑那么重的牛草。这个情景是很感人的。我把这张照片发在我的博客上，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大家看到这个情景一定会联想到我们的祖母是怎么辛辛苦苦把我们拉扯大的，我们会为此流下同情的泪水。但我们从另一面来看，一个八十岁的老人，还可以劳动，证明她的身体是健康的，我们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处在亚健康状态，我每天踢足球，但下乡时还是感到很累，刚才跟你们的龙院长上你们的七楼办公室还喘气不止，所以对比一下这个老人，我们就应该感到惭愧。

这张照片照的是黄冈村人的“抬官人”习俗，这个活动你们的龙院长也参加了，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那次他在那里损失惨重，他以为好玩，就被人拉去坐了一下这轿子，被人抬着，他当然知道上轿子是要给钱的，但我估计他没想到村民会要那么多，结果那些抬他的人来跟他要钱，钱包都被那些村民拿出来分光了。这个轿子不是那么好坐的，有些人不知道，所以有些惊慌失措。其实这只是个游戏，你要是事先了解这个游戏的基本规则，也没多大问题。你钱包少放些钱就是。反正老百姓是在模仿过去抬汉族官员进村的样子，以此为娱乐，这说明侗族人民对汉族官员是很敬重的。那么你作为一个官员要被人抬进村去，你是要面子的，而且你要体现出作为天朝官员的那种大度和气派，你得给老百姓一点恩惠，所以你身上有多少钱你就尽量拿出来分给他们。那次我听说你们的龙院长损失蛮大，因为老百姓以为龙院长是官员，而且是刚从美国发财归来的大官，所以他们也不怎么客气。“抬官人”，这算不算一种地方性知识？当然算。你不了解地方性知识，你不吃亏才怪！

这个寨子很漂亮。这个地方叫加榜，在贵州从江县西部。我建议你们一定找机会去看看。这是我见过的最美丽最壮观的梯田。绵延25公里。我们开始不相信，觉得不可能有那么壮观的梯田，我们到达后，自己用车上的里程器亲自计量过，确实足足有25公里，比广西的龙脊梯田和云南的元阳梯田不知大好多倍。简直不可思议。一般而言，农田是农耕文明的重要标志，种植水稻的农田则是稻作文明的重要标志，但在贵州高原，农田则以另外一种面貌呈现，那就是依山而建的梯田，高山梯田与平原农田不同，其灌溉的方式和耕作的方式都有着极大的差别，完全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农业经营系统，我觉得贵州文化中的梯田耕作制度是很值得我们做专门的研究的。我现在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高山梯田，常年被水浸泡着，田埂为什么不会垮掉呢？而我们的高速公路没有被水浸泡，却经常出现垮塌现象呢？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总之，这里涉及很多“地方性知识”，几乎每个寨子都有着具有完全独创性的“地方性知识”，这些知识跟“寨子”的历史建构紧密相关，也构成为了当代“寨子文明”赖以存在的突出证据和价值，以及为我们今日的新农村建设可资借鉴与利用的最丰盛宝贵的文化遗产。

三、“寨子文明”的今天和明天：不同视角的观照

据《现代汉语词典》对“寨子”的定义，“寨子”是“四周有栅栏或围墙的村子。”今天贵州高原上的很多寨子依然保留着这个特征。如前面我们介绍过的岜沙苗寨，占里侗寨，村寨周围至今还有明显的围墙残迹。为什么要修建这道围墙呢？当然是为了阻止外敌的入侵。可见“寨子”最早来源于军事术语。如今保留下来的军事术语还有“攻城拔寨”、“拔营下寨”等。也就是说，“寨子”最初可能是族群争战的产物，后来经由和平发展之后，就演变成了今天的村寨。我在这里，一直使用“寨子”这个概念，而有些人更喜欢使用“村落”这个概念，意思都差不多，但稍有区别。“寨子”与“村落”的差别在于，“寨子”一般指的是自然聚落，“村落”则多半指称行政区划概念。寨子有时小于村落，如我的老家盘杠村，它包括三个自然寨，即锡老，孟烂和岜仙，这三个自然寨，因为相互之间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如果仅从外表上看，则有可能被误会为是三个完全独立的村寨，但其实都属于一个村，即盘杠村。而有些寨子却大于村落，如西江苗寨和小黄侗寨。西江看上去就是一个大寨子，但实际上包括羊排、东引、南贵三个行政村。小黄也一样，小黄看上去也是一个大寨子，基本上看不出有自然分界线，但其实包括了小黄，高黄和新黔三个行政村。所以我在这里使用的“寨子”概念，主要指称自然寨，以此区别于我们经常使用的“村落”概念。

关于寨子研究的意义，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是从现实意义上看，“寨子”是贵州文化结构的基本单元。贵州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贵州族群的聚落形式主要是“寨子”和“坝子”。寨子是其居住空间，坝子是其生产空间。因此，通过研究 “寨子”的历史建构过程，我们可以挖掘到贵州文化的原生态要素与特质。同时，通过对寨子的文明体系的梳理，也可以为我们当下的政策决策提供可资借鉴的文化依据。第二是从理论意义上看，通过对贵州“寨子文明”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重估“地方性知识”的价值和意义，进而使我们能从更加深厚的文化背景上来解读贵州“山地文明”存在的特殊价值和意义，从而也为我们当下的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有一点我想大家可能有疑问，就是我为什么一直说“寨子文明”而不说“寨子文化”呢？我想对此作一点说明。一般而言，我们对“文化”一词的定义是：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和群体特征。换句话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族群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所有被打上了人文烙印的东西。而“文明”是什么呢？文明也是指的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但一般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文明”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文明”与“文化”的区别在于，“文化”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而“文明”则往往被赋予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涵，同时，“文明”还隐含道德涵义。那么，显而易见，我之所以使用“寨子文明”这一概念，就正是从时间和空间意义以及道德意义上来理解和把握贵州高原的“寨子”的。

文明是自成系统的。比如说刚才演讲之前有个同学和我讲到从江占里的那么神秘的“换花草”，他问我那东西到底有没有啊？我说，你的质疑本身就已经代表了一种倾向，就是一种“优势文明”对“弱势文明”的不信赖。当然，从理论上讲，任何人都有权利质疑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但我们的质疑却通常不是从事实出发的，而是从观念出发。这个观念是什么观念呢？就是我们不会相信在我们的常识中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存在的知识。我们质疑的逻辑是，如果这种东西真的存在，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把这种东西向全世界推广？我们为什么还要饱受人口爆炸危机之苦？而且，有人还从所谓科学的定理上加以质疑，就是说，如果“换花草”确实是存在并有效的，那么占里的人口结构就百分之百地符合人的理想设计，即每家每户都是一男一女，如果只有百分之九十的户数达到了一男一女，同时还有溺婴现象存在，就不能证明“换花草”是科学而有效的。

对于这种质疑，我只能说，质疑的人是站在另一种文明上来理解占里侗族的文明的。两者之间缺少对话的基础，因而这种对话实际上几乎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这个问题说起来蛮复杂的，简单地说吧，占里侗族文明的理论基础是“巫文化”，而质疑者背负的文明的理论基础是科学主义。用科学主义去阐释以巫文化为基础的侗族文明，其结果必然是牛头不对马嘴，风马牛而不相及。不过，一个客观的事实还是摆在那里的，占里侗寨，在近五、六百年以来的时间里，它的人口是没有增长的，用人口学家们的话说，就是零增长。这个是一个基本事实。同时，占里人的家庭中，百分之90以上的人家所生的孩子都是一男一女。我前几天刚从占里回来，我去占里不下20次了，这次在那里呆了3天，我去干什么呢？我是专门去拜访那位掌握了“换花草”的“药师”的。药师名叫“乃银姣”，年纪还不到50岁，但已经有了16年的“药师”经验，我问她去年有几个人来跟她拿药？她说有三个。我又问，吃了药的人后来都如愿了吗？她说，都如愿了。就是说，跟她要药去吃的三个人，后来都生下了他们想要的男孩。在这个巨大的事实面前，我完全被征服得哑口无言。所以，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去研究“寨子”？“寨子”里面有什么秘密吗？我的答案是，“寨子”太值得研究了，“寨子”虽小，里面却隐藏着巨大的文化奥秘啊！
    但今天这些隐藏着巨大文化奥秘的寨子，都普遍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现代化”。那么面对现代化，当地土著是什么态度呢？这个问题说起来也很复杂，但以我的观察和了解，绝大多数的土著对现代化都有强烈的诉求，就是希望能早日实现现代化，从而缩小与城市之间的生活差距。而作为“他者”的游客又是什么意见呢？游客的意见当然也不一而足，但大多数游客的观点，还是希望保留“寨子”的原生态。那么，这当中的矛盾怎么来解决呢？这就需要我们来做研究。三前年吧，我曾经带了20个博士教授到西江去考察，因为那次是当地政府应我的要求而给他们全部面单的，所以参观结束后，我就召集他们开了一个小小的座谈会，请他们对西江当时的开发提点建议，出点主意，结果那20个博士和教授几乎异口同声一致认为西江的开发已经过度了，已经太商业化了，他们要求不要太商业化，甚至主张不要开发，尽量保持原生态。当地政府也有人来参加了我们的座谈会，他们就谈了他们的想法，他们认为，对西江的这种改造，不是说不要保持它的原生态，而是要在保留西江苗族原生态文化精华的同时，也要适当的商业化，完全没有商业化是不现实的，也是没办法让老百姓致富的。这两种声音一直在会上打架，最后也没有达成共识。学者们最终还是坚持他们的观点，反对对民族村寨进行商业化的开发，因为学者站的立场和政府是不同的，学者们站在学理角度看问题，看到的是一种饱含地方性知识的具有原生态文化价值和意义的民族村寨，的确首先需要保护，然后才能进行合理的适当的开发，甚至最好是不予开发，因为任何的开发，都必将对原生态的文化造成破坏。而地方政府可不这样看，他们站的角度跟学者完全不同，他们站的角度是什么角度呢？他们站的角度是经济的增长和文化的发展，如果他们不能让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起来，那么他们就是严重的失职，就负有罪责。而西江千户苗寨，由于其所具有的不可复制的建筑文化特征以及在全国范围内超级独大的规模，具有绝对胜算的旅游开发价值，因而在地方政府看来，这是一个千年不遇的奇迹，如果他们不开发西江，那就真是失职和犯罪。因此之故，两方面的意见不统一，互相争执不下，是必然的，难免的。
    那么这之中，当地的土著究竟是什么观点和态度呢？有一个学者举证说，当地人是很反对开发的，他举证的人就是西江苗族那个著名的“鼓藏头”，他说他刚从“鼓藏头”家出来，他问过了“鼓藏头”，他们是很反感西江现在的开发状况的。我当即反驳那位学者说，第一，这位“鼓藏头”所说的话，并不能代表全部村民的意见，村民的意见到底是什么，需要做进一步的广泛征询；第二，据我所知，一些所谓的“地方权威”所说的话，常常不是他们自己本来的意见，而是被所谓的外来“学者”和“专家”长期灌输之后的随声附和；第三，如果有的西江人反对开发，那你也要看他反对的什么样的开发，他为何反对？理由是什么？如果仅仅因为极少部分村民有不同意见，我们就认为政府的开发行为是错误的，那也是有失偏颇的，因为这当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村民本身的文化自觉能力，还是非常不够的，是需要加以培养和引导的……我这样说了之后，学者们暂时闭嘴了，但我知道，他们其实还是不会认同我的观点的。因为他们坚信一条，任何商业开发都必然损害原生态文化的价值。这是他们始终抱定而不容置疑的基本学理。但是他们却没能学会从土著的立场上看问题。那就是说，土著的发展权我们要不要尊重？如果我们一味的强调原生态的文化保护，那么，谁是这种保护的最大获益者？谁又在这种所谓的文化保护中失去了尊严？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回避且不得不作思考的问题。

其实，所有人都反对过度的商业化开发。无论是当地土著，还是政府、开发商和学者，因为过度的商业化，只能给原生态文化带来毁灭。这是大家都不远看到的。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所有的反对者，同时都在开发中获益，开发商就不用说了，任何的开发行为，最得益的就是这一群体；而从土著的角度讲，没有开发，就没有发展，生活依旧艰难；从政府方面说，没有开发，就没有新的经济的增长点，政绩也无从体现；学者和游客是最难讨好的一个群体，他们一方面反对开发原生态文化，但如果真正原生态地保留文化，他们同样是不能接受的，别的不说，原生态的厕所就足以要他们的命！所以，归根结底，大家反对的其实不是商业化的开发，而是过度商业化的开发。但是，什么样的开发是过度的，什么样的开发才是适度的呢？这就只能依赖于我们文化自觉的程度了。所以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文化自觉”这个理念。这个概念是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于上个世纪末期率先提出来的。他说：“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己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的理解，所谓“文化自觉”，就是要各种文化的比较中自觉到自身文化的价值和局限，进而在比较中做出理性的选择，找到一种理想的文化发展之路。我近年来对这个问题也讲得很多。我觉得这种自觉不仅仅是对学者的要求，同时也是对土著的要求，更是对地方官员和开发商的要求。如果大家都“自觉”了，这个问题才有可能达成共识，也才有可能在开发中寻求到各方利益的平衡点。我们现在学者的很多声音，地方官员其实也是经常在参考的。西江刚开发的时候，地方政府和部分苗族学者都是征询了我的意见了的。但仅仅有政府和学者的自觉还是不够的，文化的自觉不是哪一个人和群体的事情，而应该是全民族的自觉，尤其应该唤醒土著的自觉。我们现在到贵州稍微边远一点的乡村去行走，就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在那些刚刚通公路不久的地方，村民开始把原来的木房子拔掉了，改为修建砖房。修砖房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但问题是，我们了解砖房和木房的特点吗？我们比较过二者之间的利弊吗？我发现，我们的当地土著对这个问题其实是没有经过比较和思考的，因而也不存在一种文化上的自觉，而仅仅是对外面的现代世界的一种简单的抄袭、复制和模仿，所以你们看到，在大城市被用来贴厕所的白瓷砖，在很多贵州乡村就用来贴房子，这种瓷砖看上去既不美观实用，同时还破坏了原来的整体环境，甚至还带来了一定的光污染。这说明，我们对这种瓷砖的性能是缺乏了解的。不了解，哪里来的文化的自觉？要自觉，就得多学习，多向先进的他者学习，也要多向自己的老祖宗学习，诚如费老费孝通先生所说的，要知己知彼，才能谈得上有真正的自觉。

现场问答：

问：很高兴今天能听潘老师的讲座，我也是少数民族，我对潘老师今天讲的东西特别有感受，特别是潘老师讲到的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保护问题，我感受最深，我们那里也有一些古老的房屋被拆掉了，有些房屋已经有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但都被拔掉了，看着很可惜。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想请教潘老师，我们现在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答：我们现在有很多在传统文化上保护得比较成功的样板，比如雷山的西江和郎德，尤其是郎德，他们那个村寨的整体保护是很好的，你去那里可以看到苗寨的整体风格，它是作为苗寨的博物馆来保护的，所以它原来的格局没有改变，据我所知，这个村寨之所以保护得比较成功，跟保护得早有很大的关系，他们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进行保护了，在保护的过程中，不仅有当地村民和政府的主动努力，也还有一些苗族学者的积极参与，从而使得村民和学者及官员最终达成了非常好的共识，就是既要让苗族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保留下来，展示原生态文化的风采，同时也要让老百姓真正享受现代化的福利。所以，虽然柏油公路修到了寨门口，游客也非常多，每天都有很多大巴停在门口。但村民的生活依然保持传统，没有根本的改变。表面上看，他们的生活依旧。但实际上他们生活的质量却提高了很多。首先是收入增加了。村民最早是从事农家乐增加收入的，那里搞旅社不是很适合，因为离县城太近了，游客还是愿意去县城住。所以他们搞吃的，开发农家乐，由政府组织统一培训，有几个标志性的菜，如苗家腊肉，土鸡之类，游客人均35元，可以管你吃饱，吃好，彼此都觉得很划算，当地的老百姓收入增加了很多。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来搞农家乐，那个不大现实。那么，没搞农家乐的怎么增加收入呢？因为他们最有特点的文化项目就是苗族的歌舞，他们就抓住了这一点加以利用，每天都有专门的表演，不做农家乐的人都可以报名参加表演。我认识这个寨子里的一个苗族妇女，我每次去的时候都到她家去，她给我们做饭吃，她做的饭菜特别好吃，游客在她家吃得很舒服，玩得也很开心。但是现在她已经不再满足于给游客做饭了，她说做饭不如跳舞挣钱多，也不如跳舞好玩。郎德的旅游开发实行的是工分制，参加跳舞的人可以拿到一个牌子，最后凭着牌子到村委会兑换现金，不能跳舞唱歌的人，只要你穿了民族的传统衣服到芦笙场上去了，哪怕在那里什么也不做，就在那里晒太阳，也可以拿到一个牌子，然后凭着这牌子到村委会兑换现金。真正实现了全民参与，人人致富，只要你是那里的村民，哪怕是老人和孩子，也都有钱可赚。所以原来嫁出去的姑娘也回来了。我觉得这个模式特别好。我们很多城里人不能理解苗家人对舞蹈的那种热爱程度。我曾经和一些苗族姑娘交谈过，她们说，听到芦笙响起来，她们的脚就是痒的，非常想去跳。你们想啊，一个人最大的成功和幸福是什么？不就是把自己的爱好跟赚钱结合在一起吗？有一次我在郎德遇到下大雨，苗族的姑娘们正在冒着雨给游客表演舞蹈，游客本来是在寨子里四处乱窜去拍照的，后来看到苗族姑娘们那么真诚的在跳舞，大家都很感动，他们就坐在原地看演出，也不打伞。这个时候，游客和苗族姑娘都融合在一种美妙的艺术氛围之中，游客们在认真欣赏艺术，苗族姑娘的演出也得到了尊重。我想，这种默契，正是我们大家都期待和想往的。总之，在民族村寨的保护与开发中，已经有了很多成功的样板，可以供我们学习、参考和借鉴。希望你有机会到郎德去看一看，我相信你一定会得到很多启发的。
    问：潘老师我想问您，当地的居民向不向往城市的生活啊？

答：当然向往。这个其实都是一样的。对于异文化，大家都是有向往之心的。以前我们也很向往城市生活，我少年时代最大的梦想就是走出村寨，到外面的世界去谋求新的生活。当然后来这愿望实现了之后，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的想法也会有所改变。如果你问我现在还向不向往城市生活，那我得说，我已经不向往了。他们其实也一样。在他们没有进入到城市生活以前，他们肯定是很向往的，并对城市生活寄予很多的幻想。但后来他们去城市打工的多了，见识增长了，他们对城市也有了新的认识，以前认为城市是天堂，最后他们通过比较，就会认识到还是家乡好。现在，他们都很清楚，家乡的土鸡是值钱的，家乡的空气质量比城市高，水比城市干净清洁，也认识到蔬菜比城市的好吃，还认识到种种的“地方性知识”都是有用的。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占里村的那个“换花草”，很多人不相信这东西有那么神奇，因为之前我写文章介绍过这种“地方性知识”，有人就在网上公开指名道姓骂我，说我骗人，甚至说人类学是伪科学，认为根本不可能存在这样一种药物。但我告诉你们，我去过占里很多次了，那个药我是不知道的，我也不想知道，但我看到的事实却可以堵住那些骂我的人的嘴巴。说实话，我们的很多“地方性知识”，现在还没有变成公共知识，有些也许永远也不能变成公共知识。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其实只能神往。在占里，“换花草”本来只是一种很平常很普通的知识，他们原来也并不是很看重这种东西，但现在他们知道这种东西很值钱了。因为几年前曾有外面的富豪到那里去高价收购这种药物，虽然没有成交，但却让占里人对自身的文化有了新的认识，使他们不仅认识到那个叫“换花草”的药物值钱，也认知到他们屋前屋后的那片森林值钱，还有他们所有祖传的老东西，都是值钱的。有了这样的认知，那么，他们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就比较理性了。

问：潘老师您好，我自己是汉族人，也去过苗族村寨，当时去带有一种猎奇心理。看到很多水稻，但是长得参差不齐，就很奇怪，最后了解才知道，当地人把房子租给外来的人，自己搬到县城住了，那个水稻是机器乱播的，就是给游客看的，而不再把水稻作为一种粮食去认真耕种，我当时听到这个事情心里很不舒服。那么我想请问，在开发旅游的过程中，如何能做到既有效地发展当地的旅游产业同时又能保证传统文化的纯正本质而不走样呢？

答：关于民族地区旅游开发中出现的一些伪民俗现象，我觉得首先需要对这种现象进行甄别，同时也需要我们进行适当的换位思考。我觉得人类学比其他学科要好的一点，就是人类学这门学科要求人类学的工作者首先要学会换位思考问题。而且，人类学强调的是连续不断的长时间的持续观察，而不是一次性的走马观花式的了解。所以很多人类学家通常都有一个相对固定的长期观察点，他们用很长时间观察之后才能对这个地方的文化有所发言，这样就比较容易使他们的发言更接近事情的真相。社会学一般是用问卷调查法，进行大范围的调查。政府官员通常都是走马观花的随意看看，所以看到的东西常常都是表面现象。历史学家则多半善于依据历史文献来发言。文学家重想象。只有人类学家最重视田野经验。所谓的田野经验，其实很多时候不完全来自于对现象的采访，而是来自于自己的一种体会。这种体会，有时候更能接近事情的真相和事物的本质。长时间的田野考察，不是去一次、半年就可能完成，有些要用一辈子的时间，这样的结论才更真实。比如我刚才讲的占里这个寨子，并不是我说的就是对的，里面还有很多文化密码我们没有解开，但是只要我们长时间的去观察了解，就会揭示很多文化的秘密。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单凭某一次的“看见”就开始对这种文化事项进行批评，而应该在你有更多的观察和体验之后，才来进行你的比较理性的分析和提问。

你讲的那个伪民俗现象，这个的确比较令人讨厌，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总的来讲，伪民俗现象是自毁长城，比如那个“竹竿舞”，很多地方都有，那个实际上就是骗钱的，很多人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就糊里糊涂的被当上了“新郎”，不知道做这个“新郎”是要掏钱的。这个就是问题。我觉得今天很多旅游点开始运作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些问题，有可能是学习模仿借鉴过程中出现的偏差，时间和事实最终都会教育他们，最终会慢慢改变过来。伪民俗全世界都有，贵州相对来说还是最真实的，也是相对最不会骗钱的。相比之下，中国内地很多地方的利用伪民俗做旅游开发的现象是非常普遍而严重的。很多地方简直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伪民俗最终都会自毁长城。人们上了一次当之后，以后肯定不会再去了。但是，我也不完全反对伪民俗的开发。我觉得这当中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应该告诉游客真相，就是你得告诉游客，这个是不是原来的样子，而是现代人根据自己的想象人为设计的，在告知的前提下，伪民俗未必没有自身存在的空间。我不知道是否回答了你的问题，但我感谢你的提问。

问：非常感谢潘老师刚刚给我们展示了那么多图片，让我对少数民族村寨十分向往，我想请问潘老师如果我们一个人去村寨的话，需要注意些什么。

答：我在贵州民族村寨行走了将近三十年，我没有遇到安全问题，我个人体会，在贵州乡村旅行，应该没有安全的担忧。我的手机和钱包从来没有丢失过。通常情况下，少数民族社区都比较安全。如果说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话，我觉得需要注意的是要尊重少数民族的习俗习惯，但这是从自身的道德角度要求的，其实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你要是不小心真的违反了当地习俗，也是没有太大的安全隐忧的。少数民族通常都特别善于宽容无知的外来者。

问：潘老师请谈谈文化震撼，还有您这么多年田野考察最深的感受。

答：好，这个问题很专业。幸好我还自学点人类学，否则很难回答你的问题，因为一般人很少知道什么是“文化震撼”。你到陌生的异文化环境里去，受到那里的文化冲击比较大，这就是文化震撼，是这样吧？实际上我每次发现一个新的寨子的时候，内心震撼都特别大，但后来我的震撼是来自于我对它内部文化结构的了解，这个时候同样有震撼。第一次接触到一个陌生的寨子的时候，我们一般只对这寨子存有一个初步的印象，但慢慢你就发现里面有很多秘密，一个寨子就是一个王国，每个寨子都有很多文化的秘密。发现这些秘密，认识这些秘密，最后破解这些秘密，我们的内心都特别震撼。但震撼之后其实也很能很快适应。这跟我们到遥远的西方遭遇到的那种文化震撼应该有很大的不同。我希望你下次去这些寨子考察的时候也有同样的震撼于适应。至于我在田野考察中最深的感受，我觉得太多了，应该是感慨万千吧。其中最大的感慨就是面对文化的变迁，人的变迁，以及整个村寨的社会变迁。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我到那些边远的村寨里去，自然会接触到寨子里的很多人，自然也会给他们拍照，但我第二次再去的时候，有些人去世了，有些人遭遇了生活中重大的不幸和困难，而有些孩子却已经在时间的流逝中长大成人。你说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感觉最刺痛我的就是时间的流逝。大家明白我讲的什么意思吗？我20多年前拍摄过的那些单纯可爱的小姑娘，现在都已经做母亲了，而且都经历了人世的沧桑，都已经变老了，而很多人已经不再认识我，这时候我觉得时光真是太无情了，于是内心会变得很悲哀，脆弱，可怜，这就是我最大的感受。你能理解吗？

问：现在村寨里很多青年人都外出务工了，这对于文化传承会有影响吗？
    答：你的问题非常的尖锐。今天我们的民族村寨确实面临着一个很大的现实问题，就是随着农村大量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使得乡村出现了“空巢”。这个“空巢”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是致命的打击。因为村子里都看不到几个年轻人了，文化如何来传承？没法传承。现在大家可以理解我刚才讲的一个村寨为什么需要有一个“适度”的人口理论了吧？一个村寨没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在族群争战的年代是不能保障村寨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有效获取，在和平年代则是不能保证族群文化的传承。现在我们许多地方的乡村现实真是非常的严峻，很多村寨里年轻人几乎全部走光了，带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除了文化传承的问题，还有教育的问题，生产的问题，等等，问题很多，也很严峻。说实话，现在很多村子死了人都找不到人抬棺材，因为年轻人所剩无几，村子里留下来的都是老人。所以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好，是这样，年轻人的大量外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影响很大。我上个世纪90年代去小黄的时候，看到的景象是那里的年轻人几乎每个晚上都聚集在一起唱歌，谈情说爱，十年之后我重访这个村寨，却再也看不到当年的景象了。木楼里已经听不到年轻人的歌唱，火塘边也再见不到穿针走线的美丽姑娘。但我觉得小黄这个地方的情况还算好，还不是最糟糕的，因为他们的年轻人到外面打工也是打的文艺工，就是他们到外面去打工，差不多都是在酒楼或旅游点等地作表演，还算是没有完全丢掉传统。但是其它村寨就不是这种情况了。其它村寨的年轻人到外面打工，多半是进厂，干的多半是那种不需要动脑子的机械工，几年下来，当这些人再回到村子里的时候，他们不仅已经不能再歌唱，甚至连母语可能都已经遗忘。这个事情怎么解决？我觉得只有像郎德那样，让当地人把自己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并且让这种文化产生价值，这样才能吸引那些在外面打工的青年回到家乡来，参与家乡的文化建设。当然这仅仅是我的一个美好的愿望和设想，真正要实现这个愿望，困难还是蛮大的。实事求是地说吧，以我的体会，我觉得今天我们的民族村寨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所遭遇到的困难是前所未有的。前几天有个人问我，你觉得你拍摄到的那些村寨的面貌还能保留多久？我说乐观一点估计，是10年，悲观一点估计，是5年，甚至两三年，这些寨子就全部面目全非了，事实上，已经有好些寨子不复存在了。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大家都看在眼里，也都很着急，同时都在积极想办法解决，不过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要想从根本上来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恐怕还得依靠你们在座的各位。